正在广州展出的“匠心神巧——广作特展”展现了清代广州传统手工艺品的顶尖样貌。16世纪以降，众多来华西人携西洋奇器陆续入华，西洋科学与工艺美术逐渐得到明清两代宫廷的青睐。在宫廷需用的刺激及行业发展驱使下，位于中西交往前沿地广州的工匠们较早地接触西洋技艺，他们融汇中西技艺，由学习、模仿到创新，使之成为“中国长技”，制作出各类既有地域元素又有时代特征，中西合璧、巧夺天工的广作精品，行销海内外。

　　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广作”的繁荣，一方面是市场和商业推动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外销与国内市场方面；另一方面是皇家的喜好与背书，极大地刺激了其工艺性、技术性，乃至实验性的提升。那么当时“广作”是究竟怎样与宫廷审美互动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广作”风格正好契合

　　当时的宫廷审美

　　周京南先生是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从事明清家具研究、原状陈列及复原工作多年，曾参与编撰《清史图典》《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家具卷》等大型图录。因为要安排“匠心神巧”展的相关事宜，他最近数次来到广州，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谈及此次展览中展出的故宫藏文物，周京南说，它们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广作”器物，比如珐琅器。珐琅最早在元代被称作“大食窑”，明代以后国内的技法进步，主要体现在一些大型器皿的制作方面。到了清代以后，珐琅在广东发展很突出。因为当时广州是开放口岸，与西方接触多，把西方一些比较先进的烧造工艺引进来，比如铜、长石、石英等不同的材料经过烧造加工，制成一种特殊的具有金属釉质的器皿。

　　还有展览中展出的“广作”屏风，里面雕着西番莲的纹样，装着玻璃油画，具有西式装饰风格。这种风格、技法，也是在“广作”家具里重要的特点。清前期开始大规模修造圆明园，乾隆时期圆明园修得已经差不多了。里面有很多像西洋楼、海晏堂这样具有欧洲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建筑。这样的流行风格相应地需要与之相配的家具，“广作”的这种风味正好与之契合。在一些当时的器物中，可以看到具有西洋巴洛克风格的西番莲花纹和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图同时出现在一件家具上，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

　　周京南说，清代紫檀宫廷家具里，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具有广式风格的家具。苏式家具的量也很多，尤其在皇家园林里用得多。它的特点是惜料如金，喜欢使用梅花、竹子、冰裂纹之类带有江南艺术特色的元素。广式家具在制作上不计工本，用料宽厚豪迈，木质一致，不少家具采用一木连作而成，且不加漆饰。其装饰雕刻技法上的特色是花纹雕刻深峻，刀法圆熟，磨工精细。

　　当时清宫家具同时流行三种风格——广作、苏作和京作家具，这实际也是中国传统家具三大流派。京作家具体现出比较突出的融合味道，它把广东匠人用工用材比较厚实、苏作家具的精工细作的特点结合起来，造成一种典雅庄重的风格。

　　不拘一格敢为人先

　　迎合了时代潮流

　　广式家具是“广作”发展进化的一个典型范例。为迎合清皇室追求奢华的审美爱好，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广木作”制作广式风格的家具，刻意创新，甚至形成了具有明显乾隆风格的“新中式家具”。

　　清代在广州设立开放口岸，通过粤海关，让很多工艺美术从这里带入中国，带进皇宫。周京南指出，清代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相对比较保守，但清代在工艺美术上还是比较开放、活学活用的，把许多当时最先进的材料、装饰、技法等，都用到了皇家的起居生活中。这点是很值得称道的。

　　清代中期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高峰期，在中国家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版图辽阔，物阜民丰，兼之国力强盛，经济的发展创造出来的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又使工艺美术发展获得了赖以滋生壮大的沃土和养料。清代宫廷家具相对于明代的雅，多了一份奢华，大多使用镶嵌材料，如黄杨木、鸡翅木、象牙、玉石，都用于家具看面的装饰嵌件，而楠木则一般使用较大的板材。

　　广州距离海南岛和南洋诸国的海路近，硬木进口便利、运输成本较低。清代以来广州成为东南亚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通道，同时作为中国贵重木材的重要产地，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广式家具用料毫不吝惜，家具尺寸随意加大放宽，以显示雄浑与稳重。同时当时正值法国路易十四、十五时期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艺术大行其道，家具等日用器物雕刻多、镶嵌多、装饰性浓，大量运用自然界的形状及材质，如叶形、兽头或兽脚、水果或波浪等。与中式古典风格的古色古香相比，西洋风格给人以金碧辉煌和雍容华贵的效果，符合经济繁荣时期人们的审美追求。故而从存世于今的清宫内务府档案中可以看到，在清代宫廷苑囿内，广式家具无处不在。

　　广式家具一方面汲取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风格，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家具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款式，如博古柜、书架、桌、椅、花几等。不拘一格、敢为天下先的性格，令广式家具在使用和审美方面，都能不断有所创新，成为时代风潮，这也是当时“广作”各门类、品种的普遍特征。

　　“广匠”曾是

　　清宫造办处主力军

　　谈及“广作”，不禁让我们想到，故宫里曾有相当数量的“广匠”，他们的影响力怎么样？周京南讲了一个小故事，馆藏有一件牙雕渔乐图，是当时的广东牙匠黄振效的作品。有一天乾隆皇帝见到黄振效就给他出了个题，说你做件东西给我看看吧。这只是一次“完成作业”，但他尽心尽力，做成这件渔乐图笔筒，令乾隆印象深刻，大加赞赏，格外恩准他在作品上刻上款识，并且自己作了首诗，也刻在上面。这说明广东的高手匠人在宫廷里还是比较受重视的。

　　记者了解到，黄振效是在乾隆二年（1737年）底，由当时的粤海关监督郑伍赛选送入京的。皇家的审美标准是既要雅秀，又要精巧。已是广式牙雕高手的黄振效到了京城内廷，仍然求学心切，虚心拜江南刻竹名家封歧氏为师，把江南技艺精髓掌握在手，并将南派牙雕技艺融会贯通。渔乐图笔筒是他入宫后的首件作品，可谓一举成名，也因此被赐予“在内廷行走”。“内廷”即宫廷如意馆。在如意馆中做的活计一般意义比较重要，地位比造办处工匠高。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象牙雕渔家乐图笔筒、象牙雕海水云龙纹火镰套、象牙雕御船等几件牙雕作品，多留有黄振效名款。工匠能署名，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待遇。

　　北京的西郊，曾有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周京南说，圆明园现在是被烧毁了，我们今天无从窥探它的雄伟壮观。但实际上圆明园的许多建筑装修、陈设都带有广式风味，所以他推测有可能有广州的工匠参与圆明园的设计、修造。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推测。

　　广州博物馆的专家们曾在故宫的档案库中逡巡多日，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查找广匠的名字，“看得眼睛都要瞎了”，能找到的材料还是很少。也许，多数的无名工匠，将永远沉默在故宫、颐和园等处收藏的珍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