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博物馆，“何氏三砚”的传奇故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馆藏一级品“千金猴王砚”和“嵒华四象砚”因独特的石品花纹，被俗称为“猴砚”和“鹤砚”。两方砚台美石精工堪称上乘，流传经历则扑朔迷离，砚主身份众说纷纭。砚主“禺山何氏闲叟”还有第三方宝砚流落民间的说法广为流传，成为端砚收藏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微型展览”终于为公众揭开“何氏三砚”的谜底：“众乐之乐——何崇甘捐赠九晕太极端砚展”在广东省博物馆三夹层画廊举行，除“千金猴王砚”“嵒华四象砚”外，展览首次展出何崇甘先生和他的何氏家族主动向广东省博物馆无偿捐赠的“九晕太极砚”。至此，三方宝砚在辗转一个世纪后终于重聚，他们的传奇身世也随之浮出水面。

　　揭开庐山真面目

　　“千金猴王砚”与“嵒华四象砚”成品于清末光绪年间，上世纪入藏粤博。两方砚台美石精工堪称上乘。其中，“千金猴王砚”中有大片鱼脑冻，形似猕猴，被称为“猴砚”，砚工因材施艺，将砚面及砚背巧妙设计为花果山、水帘洞意境；而“嵒华四象砚”的鱼脑冻形似白鹤，砚额黄龙纹被巧雕为松树，形成松鹤图景，获得“鹤砚”的美誉。

　　两方砚台侧面铭文“禺山何氏闲叟”，透露砚台主人的蛛丝马迹。但他的真实身份一直众说纷纭。一说“千金猴王砚”原主番禺人何蓬洲为张之洞幕友，是主持开采端砚的主事人。他将开采到好的端石，令高手砚工制成砚后，选择好的送张之洞。而他本人也留有好砚三方，除“猴砚”“鹤砚”外，还有一方“鱼脑冻碎石砚”。

　　据史料记载，何蓬洲（1869-1951），字步瀛，清朝廪生，民国时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秘书长。然而，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为1884年，1889年8月颁令开采端溪老坑，同月调任湖广总督，期间何蓬洲只有十几二十岁，个人背景未显示与张之洞或主持砚务有关联，更不可能以“叟”自称。“何氏闲叟”的真实身份也成了谜团。

　　直到去年年初，一位八旬老者的现身，让“何氏三砚”的谜团迎来拨云见日的转机。何崇甘在家人陪同下，来到广东省博物馆，向馆方提出欲捐赠其家传的一方名贵端砚。馆方人员在交谈中得知，何崇甘之父就是何蓬洲。

　　专家们随即对何崇甘带来的宝砚进行鉴定。这是一方长方淌池砚，底边就石料随形而作，砚面砚背石色紫蓝并分布有天青、鱼脑冻等石品花纹，砚边饰有夔龙纹和朵云纹。宝砚全名“水归洞鱼脑冻九晕太极砚”，砚侧铭文“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 项信南刊”，证实此砚就是何氏另藏的第三方砚台。至此，“何氏三砚”经过一个世纪的辗转，最终重聚广东省博物馆。

　　宝砚流转见证变迁

　　何崇甘介绍，数年前，他参观广东省博物馆“紫石凝英——端砚艺术展览”时，就听说过“何氏三砚”的传奇，也联想到父母传下来的九晕太极砚，并由此萌生出捐砚的想法。“如果这方砚就是传说中的‘第三方砚’，那么它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归国家，回到博物馆。”他说。

　　“何氏三砚”谜题得解，但“禺山何氏闲叟”的本尊究竟是谁？据何氏后人口述，“何氏三砚”的砚主人应为“何天闲”。何天闲祖籍番禺大石，但因家谱散轶难寻，其生平难以详述。而何蓬洲则是他的侄子。何天闲虽对三方佳砚珍爱有加，但在世时已将三砚分别赠予子侄三人。其中“猴砚”“鹤砚”赠予儿子何翰屏、何孝硕，“九晕太极砚”则赠予侄子何蓬洲。“何氏三砚”也随即开始一个多世纪的传奇旅程。

　　“猴砚”最终落户广东省博物馆，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功不可没，1951年商老以高价购入“千金猴王砚”，后转让给广东省博物馆，为粤博留下一方珍贵的宝砚。

　　何蓬洲所藏的“九晕太极砚”则一直珍藏在身边，抗日战争期间曾随全家转徙于四会、澳门等地。何蓬洲夫妇相继过世后，“九晕太极砚”便留在小儿子何崇甘处。何崇甘经与亲属商议，主动联系广东省博物馆，提出无偿捐赠这件传家之宝。

　　何崇甘认为，珍贵的传家之宝交予国家收藏，变为全社会共享、永久流传的文化财富，方能实现藏品的最大价值。馆方表示，本次展览规模虽小，只有10件展品，却意义重大，表达对何崇甘先生及其家族奉献精神的崇高致敬，期望借此感召更多有识之士助力文博事业。

　　南方日报记者 杨逸

　　通讯员 凌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