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杜布吕是世界知名酒店品牌雅高集团创办人，他在68 岁那年从巴黎骑自行车出发，一直骑到柬埔寨的暹粒。这段历程为期241 天，共骑了15272 公里。7 年后的今天，75 岁的保罗·杜布吕携带新书《椰子树上的老人》来到北京，与汉庭集团董事长季琦度过了一段充满“好奇”的闲暇时光。杜布吕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说，“思想会阉割行动。所以上路吧！永远不会有更好的机会。”

大亨万里走单骑

　　还不到5 月，北京的气温升得飞快。正午，北京后海附近烟袋斜街口。吹糖人的手艺人、卖创意T 恤的小商人们猫在廊檐下躲阴凉。世界知名酒店品牌雅高集团创办人保罗·杜布吕和汉庭集团董事长季琦骑着自行车拐过街角，出现在巷子口。随着一声低呼“快，肥活儿！”吹糖人的、卖T 恤的便都统统各就各位。

　　杜布吕对老北京传统手艺吹糖人心生好奇。只见他穿过巷口，直奔吹糖人的小摊而去。中年手艺人手艺熟稔，掐开半干的糖泥，在手中飞速旋转，捏一个小口，轻轻地对着嘴吹，不一会儿，一个栩栩如生的小马驹做好了。

　　杜布吕从小喜欢马，这反映了他向往无拘无束状态的天性。若让杜布吕用几个词汇描述他眼中最喜欢的几种职业，他会脱口而出“水手”、“猎人”和“冒险家”，这些都是杜布吕少年时代幻想的生活，与旅途有关。

　　杜布吕喜欢说，“一个人想要过得更快乐一些，必须对周围的事物保持好奇心”——眼前的吹糖人对他来说无疑是新鲜的。他自称不是一个精明聪颖之人，人生若是有精彩处，更多出自韧劲。虽然中学毕业会考5次没有通过，但不可遏止的好奇心和勇气，让他成为一个颇有韧劲、能够担当失败的人。

　　1967 年，35 岁的杜布吕与杰拉德·贝里松效仿美国经济型酒店的运作模式，在法国里尔开了第一家酒店，从此开始了职业与人生的冒险之旅。在无穷无尽的商务谈判、并购案例之间兜兜转转了30 多年，转眼到了68 岁。嗜好雪茄和骑自行车旅行的杜布吕，终于从繁杂的事务中脱身而出，开始了从枫丹白露到暹粒的骑行。这段历程为期241 天，共骑了15272 公里。

　　对手与好奇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这回请他来不为别的，就是想与他成为忘年交，向他请教学习。”站在吹糖人的小摊旁，汉庭集团董事长季琦说。季琦把杜布吕视为精神偶像，在读了维吉妮·吕克著《雅高—— 一个银河系的诞生》之后，季琦萌生了创办经济型连锁酒店的想法。从如家快捷到汉庭，季琦学习着偶像杜布吕，试图从自身经验出发，把旅途当作平常过日子那样对待。房间颜色的基调、墙面上的画布、桌椅的高低、过道的宽窄，甚至挂衣钩的弯度都依照称心顺手的原则来置办。

　　但季琦并不止于在可看的物件和行为层面去接近杜布吕。杜布吕让季琦尊敬的地方，不仅出于他建立的庞大酒店业王国。季琦试图探究杜布吕隐蔽着的心灵密码。他说：“想跟杜布吕结忘年交。”

　　杜布吕的确是个玩兴太浓的人，对各式各样琐碎奇异的乐趣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在烟袋斜街买了糖人之后，他又去了一个创意T恤店逗留良久。在店面里，杜布吕和季琦购置了“革命”装备—印着毛主席头像的T 恤和军用水壶。小摊上摆放着各种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杜布吕拿起法文版问摊主价钱，并翻到其中一页对摊主说：“毛主席说了，我们就是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和你讨价还价。”随即转过身对季琦说，“要是早买了这本书，我就是法国总统了！”

　　童心未泯的杜布吕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胡同口等着趴活的三轮车师傅看见杜布吕，箭步上前揽生意。不料，杜布吕直截了当地“抢”过师傅手中的三轮车龙头，飞快地骑走了。季琦第一次见杜布吕，后者的玩兴和童心多少让季琦感到意外。

　　未见面之前，他们曾完成过一个文字游戏，两人分别回答相同的问题。问题是：如果去到未来，你想见到什么？答案是相同的：在未来，我想看看我的女儿们过得怎么样，更老的我又是什么样子—两个人都是对未来心怀好奇。

　　75 岁的杜布吕爽然地说：“我非常清楚今后25 年干什么，25 年以后再干什么，我还不知道，今年的愿望是完成一次冬季骑行，踏雪翻越伊斯朗山口。”季琦是可以让杜布吕想起自己年轻时样子的人。杜布吕说：“我对一切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他不知道请我来会发生什么，但他却这么做了，请一个竞争者来做客。”除了不可遏止的好奇心，旺盛的求胜意志是杜布吕内心的另一种密码。第一次见到季琦，他开门见山：“我们是竞争对手。”高手过招，总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季琦和杜布吕的对谈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杜布吕开玩笑：“开酒店我可能干不过你，但骑车你一定不是我的对手。”即使只是随意地在北京胡同里骑行玩乐，杜布吕也时刻不忘提醒季琦：“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常说，永远要祈祷—神啊，给我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杜布吕相信，生命中最有张力的部分一定存在于对手之间奔突追逐的过程中。他想起从枫丹白露骑车到暹粒的一段经历—他骑得最快的时候是在西藏，当时有一只狼狗在追他。“那个时刻，惟一的念头是拼尽全力，夺路狂奔。”杜布吕大笑。

保罗的足迹也覆盖了北京的胡同

　　追问与出发

　　在北京胡同里的骑行与在长天大地间的跋涉不同。68 岁那年，杜布吕在市镇选举中落选之后，毅然打理好行装上路。他固执地相信，“一段旅程须得有一定长度。在空间变化和时间流逝中，与不可知的极限时刻相遇。”

　　65 岁后，杜布吕经常陷入一种迷惑，自我确认的心理比年轻时更加强烈，“当我从大量的收购、会议、竞争的包围中走出之后，常常自问躯体是否真的已被奔波操劳和盛名压垮？”杜布吕常有此一问。

　　波利尼西亚人(大洋洲东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民族，包括毛利人、萨摩亚人、汤加人等10 多个支系，属南方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编者注)传说中的古老游戏“椰树的考验”，对杜布吕而言，不啻一记当头棒喝。在波利尼西亚，凡是上了年纪的人要爬到一棵椰子树上，由年轻人在下边摇晃。只有那些能够抱住树、不掉下来的老人，才有资格活下去。

　　“我能在树上呆到最后吗？衰老有没有暗暗地侵蚀我的身体？”保罗·杜布吕自知，安逸富有的生活不能赶走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坐在花园里的自问自答，似乎也不能驱走他心头的迷惑。他更热爱在各种生存的尝试中抵抗与青藏高原牧民和儿童合影“衰老。

　　“思想会阉割行动，”杜布吕给自己鼓劲，“上路吧！永远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他把心爱的两辆自行车—“科纳古牌”和“体坛牌”，拿出来擦了又擦。并在闲暇时刻里骑车到中央高原、比利牛斯山或阿尔卑斯山，行程通常一星期左右，但这些并没有“解渴”。他的梦想是骑车穿越沙漠和翻越青藏高原。

　　2002 年2 月26 日，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在简便的午餐之后，他悄无声息地上路，身旁是枫丹白露树林染红的斑驳小路。

　　出发前，杜布吕做了缜密的计划。他为自己找到了两名可靠的“脚夫”。寡言少语的“闷葫芦”劳朗担任探路的侦察兵，并负责后勤供给，与各地食物供给者、运酒工、运水工打交道； “话匣子”乔治则担任总管，兼厨师、汽车修理工，负责断后工作。两辆经过改装的自行车也装备停当。白天骑行，夜间则睡在房车中。“后来证明，四轮驱动的汽车往往还不如我的两轮自行车可靠。”在采访中，杜布吕风趣地说。

　　考虑到15272 公里的路程和自己的前列腺疾病，杜布吕又给自行车加上柔软、厚实的坐垫。

　　游戏与规则

　　杜布吕在脑子里反复复习着这条路程—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老挝、泰国，目的地是柬埔寨。在那里，杜布吕要参加自己资助的一家酒店服务培训学校的开学典礼。

　　杜布吕不喜欢像观光客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止步于当地风物民情，浮光掠影地猎奇原住民的生活。他决定纯粹地骑行，专注走完这一路，并时刻不忘关注自行车上的里程表。如果当天计划走完70 公里，少了5 公里都是遗憾。他享受全神贯注踩踏自行车的过程，享受自我作战的乐趣。“不必思考，只需踩踏。”杜布吕深信，“唯有全身心投入于目标，全力以赴才可能达成目标。”

　　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碧水青山，连缀着一座一座宁静的欧洲小城。在欧洲坦荡的大平原上，劳朗和杜布吕在晚风中闲聊，乔治则在卡车上烹制晚餐。撒了肥料的原野上，飘来水汽和植物混合的清香，黄昏从平原上升起。倘若完成了一天的行程计划，这样的时刻无疑是圆满。

　　杜布吕把一天的所见写成简短的日记。“空气中飘荡着鱼汤的香味。我洗了衣服，把运动服晾在树上……”“一天晚上，我们在路边的小餐馆晚餐，我们试着同餐厅里屈指可数的几位客人搭讪，有一位男客，大约35 岁年纪，是位农民，他种植了180 公顷向日葵和大豆。他的妻子十分艳丽，与荒郊僻壤中这个简陋的咖啡馆很不协调……”“疲劳袭来，他忘记了日常生活里的琐事……”“乌克兰的土地暗淡而膏腴，泥会粘在鞋子上，肥沃却乏味。严寒降临，春意顿消。我很执拗，拒绝使用卡车以躲避大风。游戏规则不能改变……”

　　诸如此类在路上的见闻，心理微妙的反应和变化被杜布吕记录在日记中，这其中，最常提及的是对游戏规则的强调，自我的审视。这是一个自我设立的规则—“一切移动都依靠骑车完成，除非死亡逼近的时候才登上汽车”。在日记的字里行间，会读到这样的字句：“还剩100 公里”；“一个上午过去了，只走了40 公里，见鬼”；“104 公里，一天结束”等等。在杜布吕看来，因为是独自骑行的游戏，没有对手，没有裁判，设立一个游戏规则，并贯彻它才能让游戏有意思。这其中，贯穿着他的“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更为重要”的人生哲学。他说，很多时候，裁判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实现自己计划的时候，自我作弊比向外的作弊更严重地摧毁着你的意志力。”

　　更多的乐趣是在艰难翻越青藏高原的时刻。在西藏，因为生病，杜布吕不得不上了汽车。300 公里未走过的路至今让他耿耿于怀，他随时念叨：“总有一天我要补上，这始终是个事。”

　　有趣的是，从法国出发不久后，杜布吕的女朋友、瑞士心理医生、作家雅克琳，驱车赶去与杜布吕相聚，那天晚上投宿酒店。杜布吕很认真地在当天骑车达到的地方画上记号，第二天再回到那个起点，重新上路。

保罗在路上 如朝圣般虔诚

　　苦役和启示

　　一组数据记录了这段艰苦而漫长的路程：杜布吕共骑了970 小时，合计241 天，其中205 天在自行车上度过。总里程15272 公里，其中坐车356 公里。骑坏了3 辆自行车，损坏了2 辆汽车的后桥，抽掉300 支雪茄，消灭掉80 罐沙丁鱼。

　　杜布吕用“苦役”来形容这段经历：就像贝尔纳·奥利维耶徒步从巴黎到西安，像从北极圈一路走抵印度的“苦役犯”，还像他在西藏看到的虔诚信徒。杜布吕回忆：“我见过一个妇女，两只手上各捆上一个电熨斗，一路磕头而行。”

　　或许只有在极限时刻，人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在海拔5370 米的西藏“死亡垭口”，高原反应让杜布吕头疼难忍。剧烈的呕吐伴随着思维的谵妄，几乎击倒了他。夜里，他看到了因哮喘病早逝的儿子。杜布吕说，儿子离开的当时，他与妻子以为儿子脱离了危险，于是从医院出来，回家安睡了一夜。“儿子在医院里一个人死了，在做父母的酣睡之际。”这是让他不能释怀的事。除了悲伤的往事，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趣事也一一泛起。小时候因为学习不好，他常常被教会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冷嘲热讽。老师料定他是个“有心无志之人”，他把这句嘲讽铭记于心。少年时他幻想去英国旅行，但父母亲只肯给句祝福，倒是姨妈给了他50 法郎。他一路仰人鼻息，辗转搭乘便车完成了英国之旅。因为有过搭车去英国的艰苦经历，杜布吕说现在每一次上路，就盼望能遇上搭顺风车的人，“最好是个美女”。

　　作家加缪和诗人勒内·夏尔给过杜布吕某种精神启示。“我从来未能沉醉于所谓室内生活(它常常是内心生活的反义词)，”加缪在《反与正》中写道。这句话颇能代表杜布吕在路上的心情。他把勒内·夏尔的诗句“自知之明是一种伤痛/ 但最贴近阳光的抚慰”写在日记的最末一行。

　　去年10 月，杜布吕又用了两个月时间，在阿尔及利亚骑行了4000 公里。他穿越了南部的撒哈拉沙漠，越过霍迦山脉，在阿尔及利亚看见很多中国工人在修水库。杜布吕跟他们说“ni hao”，他们回答：“你好”。

　　杜布吕至今对“冒险”和“内心的生活”仍心存好奇。至于晚年生活，杜布吕认为自己会在法国中部浓荫密布的湖畔度过。

　　那里夏天烈日炎炎，冬天白雪皑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