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的越秀山镇海楼分外热闹。4天参观人数总计破4万，几乎提前一半时间完成馆方预计的7天长假目标。10月3日的入馆人数，更是打破了保持了20年之久的国庆假期纪录。

　　不出意料的，集合京穗四大博物馆精华展品的“匠心神巧——广作特展”成为流量担当。特展中的名作佳作很多，其中有一件，称作“巴夏礼夜壶”。这件石湾陶手工艺品，诞生于一个半多世纪以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未散尽的硝烟中。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展柜中它那“婀娜”的身姿时，终于可以平静地说一声：别了，巴夏礼。

巴夏礼夜壶

　　巴夏礼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8日，中国商船“亚罗”号开进了广州黄埔港。很快，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人登船，搜查海盗。

　　“亚罗号”在广州被检查前, 已经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澳门当局曾经准备登船检查，但未能成功。此船到达广州时, 梁国定获知船上的一名水手梁明太，实际就是一名海盗，于是带人上船缉拿全部14名水手。经过船长肯尼迪的斡旋, 梁国定带走其中12名调查。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S.Parker）得知后要求释放水手，并声称英国国旗被扯下。由此，英国驻华官员认为此事是对英国领事的侮辱，并且行文给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要求释放水手并予以补偿。

　　道光23年，即1843年, 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也称《虎门条约》) 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规定，凡中国人与英国人“ 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定罪, 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 发给管事官( 即领事馆) 照办”, 也就是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巴夏礼气势汹汹地胁迫叶名琛放人，所倚仗的便是这份不平等条约。

　　但叶名琛则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 人也不是英国人, 不适用《虎门条约》，梁国定登船检查，并无不妥。于是，一场艰难的交涉开始了。经审讯, 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 查明12人中, 有梁明太、梁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 并连同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继续审讯, 其余9人可以送还。包令、巴夏礼并不接受，在和英国海军商议后，决定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 限叶名琛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重压之下，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许文深解送全部水手12人到英国领馆，并给巴夏礼写了一封信，但拒绝了英方道歉的要求。英方拒绝接收这12人和信件。这就是“亚罗号事件”。10月23日，英国在华海军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 广州城陷，叶名琛被俘, 绝食病逝于印度的加尔各答。他是晚清为国牺牲的最高级官员。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挑起战争的一个借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亚罗号事件”是英方蓄意炮制

　　时至今日，历史学者们根据大量一手材料论证了梁国定登船检查的合法性：其一，此船虽然曾经在香港登记，但梁国定登船时，登记证已经过期约两周时间。

　　这一点，后来英国议员在下院作证时自己已加以证明。而这一细节也为当时的英国公使包令所知，但他暗示巴夏礼，中国人并不知道这点, 应该向中国人说明此船完全受英国的保护。

　　第二，这艘英国船上当时是没有挂英国国旗的。种种证据表明，当时船上只悬挂了信号旗。首先是梁国定的自证，此外《泰晤士报》在最早报道此事时也未曾提到这点。同时,澳门的一艘在案发时停泊在亚罗号旁的划艇证实，没见到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但狡猾的肯尼迪，在梁国定等人离开后，悄悄升起了英国国旗。可以说这是一次有预谋的陷害。

　　退一步讲，叶名琛、梁国定等不知道“亚罗号”的登记证已经过期，是否就暗示他们的登船不合法呢？也不是。“亚罗号”的船主曾是中国人苏亚成, 后为苏亚明，船上的14名水手也全部为中国人。有学者指出，苏亚明雇佣英国人肯尼迪作船长并不能改变此船的物质所有权。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惯例, 悬挂国旗的船舶必须与船旗国有真正联系, 船旗国应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的管辖和控制权。亚罗号本身就是一艘中国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1000洋银购买。这点，叶名琛在交涉中已明确向英方说明。同时, 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属于某国时，如有从事海盗或贩卖奴隶、拒绝展示国旗等行为时，根据国际法惯例，该国可以登船检查。

　　所以，亚罗号事件本身就是英方强行寻找的一个战争借口而已。中国水师一次合理合法的登船检查，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背后的强权逻辑，令人愤慨。

　　在此之前，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根据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但英国人在广州的“入城”得到了广州军民非常坚决的抵抗。大量军民日夜巡逻，英国人也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广州城并不合适。因此一直在找寻时机。“亚罗号事件”正是英方期待已久的机会。

　　民众争购“巴夏礼夜壶”表达愤恨

　　巴夏礼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41年来到中国的，最初担任璞鼎查的随员，后历任厦门、福州、上海领事馆翻译员等职。1856年任驻广州代理理事。1857年英军攻占广州后，他扶植被俘的清广东巡抚杨贵组织伪政权，任伪市政委员会英方委员。

　　英军非法占领广州达3年多之久。1860年巴夏礼随英法联军至天津和北京，任翻译主任，参与签订《中英北京条约》。1863年任驻上海领事，协同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1883-1885年任英驻华公使兼驻朝鲜公使，死于北京。

　　在广作特展中亮相的这件“巴夏礼夜壶”，从外观上看是一个保持侧卧姿势的西洋人形象。高鼻深目，表情似笑非笑；头顶是顶礼帽，也是夜壶口；上身稍抬，双腿合并，双膝并曲；左手曲肘弯出体外，成弧形，手掌撑在臀部，和臀部连接成壶把；右手曲举，托腮；身着西式服装，领部系着大蝴蝶结。全器着绿色釉，做工精细。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专家何慕华告诉记者，这件藏品是馆内老专家黄笃祐早年在天光墟上偶然得来。这个器型的夜壶，据说是当时的石湾陶名手陈渭岩设计。攻陷广州后，英军在广州、南海、佛山等地烧杀抢掠，城乡人民恨之入骨，奋起反抗，并悬巨赏买巴夏礼的人头。陈渭岩设计的这个夜壶一出来，众人就争相抢购。充分表现出大家对侵略者的痛恨。

　　可以推测，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生活日用品，“巴夏礼夜壶”在当时制作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但何慕华也指出，因为是夜壶，人们在使用中不会很珍惜，所以多年来损耗是很大的。“巴夏礼夜壶”存世所见并不多，可说是一件非常有时代特色的作品。据说“巴夏礼夜壶”面世后，英国使臣向清廷提出交涉。清廷因惧怕洋人，还派人搜寻并损坏。但现在国内仍有部分博物馆收藏了它。它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在抗击外来侵略时，同仇敌忾的精神。

　　陈渭岩生于清代光绪年间，卒于1926年。陈渭岩是家中独子，其父为石湾花盆行的一个店主，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母亲依然节衣缩食让7岁的陈渭岩进私塾。17岁时其父去世，私塾先生告老还乡，陈氏族人推举陈渭岩做代课老师。他被视为颇具文人气质的石湾陶艺家。他曾偷师石湾陶名家黄炳、黄古珍，也曾携艺徒潘玉书到景德镇传艺，并学习景德镇瓷塑艺术，是最早去景德镇学艺并进行两地艺术实践的石湾陶艺家。不仅如此，陈渭岩对于西洋技法也有所参考。这让他的艺术表现技法十分丰富。清宣统二年（1910），清廷举办首个全国性大型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展示了陈渭岩手塑的7位皇室贵胄的陶塑，包括光绪皇帝载湉、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洵、总督端方、大学士张之洞、李鸿章，大大促进了石湾陶作为“工艺品”的传播。所以说，“巴夏礼夜壶”也是颇有传统文人辛辣讽刺风格的一件作品。今人罗贤生有诗曰：“既撑礼帽犹侵略，安扮斯文欲抚招。侧卧床边怜你苦，赐君斗水过通宵。”可谓一语道出了其中真意。

白釉母鸡陶摆件

石湾窑蓝釉牛式花插

石湾窑仿钧釉太狮少狮

　　据了解，当年送到清宫中的石湾陶器，由于与著名的钧瓷风格多有相近之处，多以“广钧”称之。与其他一些广作品种相比，它入宫的数量并不很大，但很多都是精品。如此次展览中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石湾窑蓝釉牛式花插”，是一跪在地上的大水牛形象．在圆润光洁的“翠毛釉”器身上，别出心裁地在牛身上放置了一个化插，牛头昂然向上，曲线优美有力，整个器形充满了动感与生命力。又如广州博物馆藏“石湾窑仿钧釉太狮少狮”，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白釉母鸡陶摆件”，都是不可不看的精品。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