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顽固不化的茶鬼，20年来唯以茶拌饭，茶壶鲜有冷却时，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这是1757年英国作家T·约翰逊写在自画像上的一番话。这番话既是他自己，也是无数伦敦人“嗜茶如狂”的生动写照。

　　“河南好种茶，春日茶田晓。一抹绿烟微，茶歌出田表。”这是清代文人陆芳培的一首诗，说的是广州“河南”茶农在茶园里一边劳作，一边唱歌的景象，忙碌中又有几分诗意。据屈大均先生的《广东新语》，清代广州“河南三十三村”，土沃而勤，村民多营茶业，一到采茶季，这里处处是“红粉半茶人”的美好景象。

　　伦敦城里无茶不欢的“茶鬼”，与广州“河南”脆生生唱歌的采茶女，彼此不大可能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他们却被一条发达的全球商业链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条商业链由茶农——茶贩——茶商——十三行行商——远赴中国采购的洋商——以及伦敦本地商人——消费者构成，环环相扣。据史料记载，仅1770年一年，广州就向英国出口了上千万磅的茶叶，这条跨国商业链之发达，不言自明。

　　这条商业链承载了无数人的生计，倘若没了这条“商业链”，伦敦“茶鬼”们的欢乐固然要大打折扣，“河南”茶园里的采茶女与制茶作坊里的女工也会失去那一点点可贵的经济独立与自主生活的底气。清代的无名画家，当然也未必对这条商业链有多少深刻的认识，但他们的画笔，却真实地记录了伴随这条商业链而生的诸多画面，让我们对“海上丝路”对一个个普通人生活的意义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一抹绿烟微，茶歌出田表”的景象看上去很有诗意，却蕴含着实实在在的辛劳。种茶是力气活，要开垦“山边有阳、树木蔽阴”的茶田，辛勤耕耘三年，用心除草施肥，茶树才能长成；采茶要趁着早春时节，天蒙蒙亮就得起床，“大妇提篓，少妇持筐，凌露细摘”，渐渐采出一筐新绿；茶叶采回来，要拣去枝梗、老叶和碎屑，谓之“拣茶”；“拣茶”之后还要“炒茶”，使茶叶的香气完全释放出来，“茶叶”要炒好，烧火的要控制好火候，“掌勺”的必须注意用力均匀。这些都是技术活，需要长年经验的积累。这些辛劳都被无名画家记录了下来。

　　茶农劳作不易，茶贩的活也不轻松，一到收茶的季节，他们在茶商的委托下，在“河南”满处跑。茶贩从茶农手里买下的茶叶，只经过了初步加工，被称为“毛茶”。茶叶收购来后，还要在制茶工场里进行“精加工”，与不同的鲜花一起熏蒸，才能制成鼎鼎有名的“广州香片”。

　　在这条商业链上，茶农居于最低端，茶贩的位置略高一点，再往上就是茶商，茶商从茶贩手里购得茶叶后，不能直接卖给洋商，必须交一笔“经纪费”，委托十三行行商出售给洋商。不过，由于茶叶盈利丰厚，十三行行商多有兼营茶叶的，为今人津津乐道的当年“全球首富”伍秉鉴以及另一个行商巨头、同文行行主潘启，都来自福建，在家乡拥有广袤茶园。茶商、十三行行商乃至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商虽说享有这条发达商业链带来的大部分财富，但他们所承担的风险，却也非同小可，其中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前我们讲过一些，如果你还想听，那我们以后就再讲得更深入一些吧。